《论语·子张第十九》10：“君子”的进一步窄化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夏说：“君子先要民众信从他而后再来劳使他们。如果尚未信从便劳使，民众会怨他有意为害。先要君上信从他再对君上有所谏言，如果尚未信从便谏言，君上会误以为他在毁谤自己。”
还是做过“柱下史”的老子有见识，他在《道德经》中开篇即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个概念，从被抽象出来的那一瞬起，便是自带缺陷的。概念的产床是具体的经验，再多的具体经验也不能涵盖所有客观。所以，概念的产生只能是对概括者所知实践经验的概括，这个概括首先忽略掉的便是概括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那一部分。要知道，从客观上来讲，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那部分并不是不存在。
子夏所为，已经不是创造概念了。而是在老师所肯定概念的基础上——解释概念。还是那个精明的老头——老子，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子夏的使命是弘道，弘道首先要做的就是解释孔子的道。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为道日损”——一点点具体化、窄化孔子的价值观。
与“为道日损”相对应的是“为学日益”，在解释概念的过程中，无论子夏怎样窄化和具体化概念，他的弟子都可以加进自己的理解，这个过程又是拓展和深化的过程。
我们看子夏对“君子”这个概念的窄化。他讲信对于君子的重要，把君子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按照子夏的说法，商鞅和管仲似乎更能代表君子。
所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商鞅做得最好，在变法前，为了赢得秦民的信从，他在城门口立下一根木头，贴出告示，凡能将木头搬到城门内的，赏金多少多少。有人当真后，他也当真兑现自己的赏金。通过这种小伎俩赢得民众的信从。
至于“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管仲做得最好。管仲发迹前，先给齐桓公许下称霸天下的大饼。齐桓公不好意思的讲出自己的担心，说自己有三大毛病，贪财、好色，奢靡浪费。唯恐这些毛病影响称霸。管仲告诉他，这些都不当紧。影响称霸的只有三件事：一是国内有贤人而没有发现；二是发现贤人而不任用；三是任用贤人而不信从。从此以后，想要称霸的齐桓公对管仲还能不言听计从？问题是，管仲所用仍然是小伎俩。
子夏所讲，不过是常态下的君子。也有完全跳出他这个思维框架的，响当当、铁铮铮的君子。
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为殷之“三仁”，作为“三仁”之一的比干当然算是君子，他就不符合子夏所说的“信而后谏”。因为向纣谏言符合道义，比干明知纣不会信从，仍然一意苦谏，最后被残暴的纣王挖心而死。
孔子赞同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子产时代的郑国，到处都是悖逆颓废之相。子产使民，哪里还来得及做使民信从的功夫。完全是雷霆手段。正因为如此，短短几年，郑国旧貌换新颜。子产故去后，郑国民众苦之如丧考妣。
比干和子产与商鞅和管仲相比，那个更接近于孔子讲的君子？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教人的是“学而为人”。子夏继承孔子衣钵，勤勉努力，所叫人的是“学而为君子”。
既然是学而为君子，还是先从简单的学起，像比干、子产那种君子中的比较级、最高级还是缓缓再学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