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善言辞的左思并不是没有抱负，左思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尽管有各种各样外在的制约因素，左思的内心始终是非常强大的，并不会由于自身的各种不利条件而产生自卑心理。所以左思才会在青年时期用豪壮的笔触书写出气势壮阔的《三都赋》，才会在壮年困顿偃蹇之时吐露出《咏史诗》这样的时代最强音。
左思的性格与政治抱负呈现两种相反的态势，左思的一生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在努力践行一个儒家士大夫的职责和理想，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左思的理想基本都落空，但左思并没有选择一蹶不振，也没有被动地随波逐流，左思至始至终都在标榜并坚守自我高尚的志节。
当然，许多学者对其预入“二十四友”而颇有微词。前文已经讲过，左思与贾谧的关系网是借助张华这个媒介的，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左思和陆机一起给贾谧讲《汉书》的历史记载，而附逆贾谧、望尘而拜、构陷愍怀太子等等诸事件丝毫看不到左思的影子。左思的官职最终定格在秘书郎一职上，这也是他仕宦生涯的最高职位。左思预入“二十四友”之列，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与左思个人的文才有关，毕竟《三都赋》曾经引发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而且，“二十四友”这个团体的性质也是值得商榷的。现代学者一般都习惯将之看作是政治性团体，认为这是一帮趋炎附势的士人为了攀附贾谧而组成的团体。
《晋书·贾谧传》云：“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徙，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其成员构成十分复杂，其中自然不乏谄媚之徒的存在。但从整体来看，这帮士人的共同特征仍旧是在文学方面，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文人性质的士族子弟，所以说，“二十四友”应该只是一个松散的文人集团。
而史书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只是针对贾谧个人而言，毕竟贾谧一党在处理杨氏一族以及愍怀太子时，所采用的手段是极为卑劣和残忍的，也为时人所诟病，而且贾谧、贾后二人对西晋遭乱而亡的结局要负很重要的责任。《晋书·阎缵传》云：“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又谧前见臣表理太子，曰：‘阎儿作此为健，然观其意，欲与诸司马家同。’皆为臣寒心。伏见诏书，称明满奋、乐广。侍郎贾胤，与谧亲理，而亦疏远，往免父丧之后，停家五年，虽为小屈，有识贵之。潘岳、缪征等皆谧父党，共相沈浮，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暴扬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征二十四人，宜皆齐黜，以肃风教。”
阎缵本为杨骏旧属，而且为人忠孝，愍怀太子受诬而被废之时，阎缵敢于当朝上书为之伸冤；当其眼见贾谧一党权倾朝野，阎缵自然对其一党抱着仇视、敌对的态度。所以当贾谧被诛后，出于内心深处沉重的私愤，阎缵于是上书请求将所有附逆贾谧的党徒全部黜除，这自然是符合对阎缵的个性的，并不代表者“鲁公二十四友”全都做过为非作歹的勾当。
《晋书》载：“谧好学，有才思。”《资治通鉴》云：“谧虽骄奢而好学，喜延士大夫。”贾谧好学可能也是事实，史书记载他曾让陆机和左思为其讲解《汉书》，而“喜延士大夫“的动机可能就不会那么单纯，贾谧身处高位，自然想通过拉拢士人的行为为自己谋得好的名声，这自然还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势服务的。
左思预入“二十四友”之列自然是在被贾谧推举为秘书郎以后发生的事，而且贾谧还让左思为其讲解《汉书》，自然贾谧对左思还是有着知遇之恩，虽然这其中与张华的关系也十分紧密。所以，当贾谧向这帮士人群体提议建立一个文人性质的团体时，左思作为贾谧的宾僚，自然也不可能向自己的“上级”提出反对意见的，但是左思虽然位列其中，但是始终坚守自我的志节，从未屈节而行谄媚之事，所以左思的职位也定格在秘书郎一职上而未得到升迁。所以，当贾谧、潘岳等人被杀之时，我们可以看到左思并没有因此受到牵连而遭遇任何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