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16:什么叫“又红又专”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礼记》中有段特别漂亮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段话为人类社会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这个理想世界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下为公”,基本策略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正是沿着《礼记》关于“大同”世界的构想,才有了中国文化的持续建构。之所以“人才”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管理要素,以至于中国最终形成了“有治世,无治法”的治理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被后人称作是治世的时代,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却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治理法则和制度。甚至,同样的治理法则和制度并不能复制出一个相应的盛世来,尽管,历朝历代都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共识,却没有哪一位帝王可以重现王朝开国时的辉煌。
究其原因,说到底便是这个“选贤与能”,能不能真正做到“选贤与能”,能不能在选贤与能后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凭借对人才的慎重,涵养出“世臣”来,“世臣”能否抓住机遇,创造性的开创出一个治世来,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相应的时代都会与治世无缘。
孟子在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说明如何才能做到“人尽其才”。
一、王之喜——能胜其任
孟子的第一个比喻讲的是要建一座大房子,一定要让建房子的人找到合用的大材料,建房人找到了这个大材料,便算是能胜其任,王者自然是欢喜的。
二、王之怒——不胜其任
孟子的第二个比喻进一步拿建一座大房子这件事来说事儿,建房人拿到了合用的大材料,却斧劈刀砍把大材料变成了边角料,便算是不胜其任,王者自然是怒不可遏的。
在这里,孟子并没有交代这两个比喻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将两个场景摆在一起,前者王者喜,后者王者怒。前者工师搞来了大材料,后者匠人“斫而小之”。工师自然是高明的,匠人则未必就有错。然而,两种情境里引发了王者的两种不同感受。
孔子当年教子张时曾经描述过这一情形——“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也就是说,一个局外人的主观感受,常常是靠不住的。然而,在孟子的这两个比喻之中,王者之喜与王者之怒,很难说不影响到工师和匠人的施工效果。
三、舍女所学而从我
进一步的,孟子描述了第三个场景:王者身边的贤能之臣“幼儿学之”——“壮而欲行之”,结果到了王者身边,成为王的臣属,王者要求他“姑舍女所学而从我”——放弃你的所学完全听我的。
四、教玉人雕琢玉
如果说第三种场景,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争议的话,孟子紧接着抛出的第四个场景,便毫无争议可言了。
哪怕是一块超级值钱的玉石原石,要找玉石雕刻艺术家将它雕琢成一件完美的玉器。即便这块原石花掉了玉石主人“万镒”的资产,主人也断然不会把玉石雕刻艺术家扔在一边,自己插手去搞定那块原石的。换句话说,“教玉人雕琢玉”这种傻事,是没有天理好言的。
然而,正是这么一件没有天理的事儿,却无时无刻不在王者的朝堂之上发生着。
王者凭借自己的权利说放下你从前所学的那一套,按照我说的来,就像是玉石原石的主人要玉石雕刻艺术家按照个人的主观意见去雕刻玉石作品一般没道理。就像将建巨室的任务交给工师,却仍然会为大木而喜,为“斫而小之”而怒一样,免不了用自己的好恶来干预工师和匠人。
如果这个比喻还不够发人深思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自己有个亲人躺在手术台上,准备手术时,主刀的大夫拉着你,可劲儿的征求你的意见——到底该在哪个位置动刀子。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作何想呢?
红则红之,专则专之,哪里有那么完美的又红又专?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给专业做事儿的人一个宽容的做事儿氛围。所谓“选贤与能”,就是要发现人才,信任人才,给人才一个帮助自己成就治世的空间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