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年代 特殊的大学
——西南联大启示录
读完张曼菱的《西南联大启示录》，看到书中那一个个可以写入历史史册的人物，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了解又更加深入，对那些已离开人世的教授、学子景仰之余，还有一份怀念……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些学识渊博的教授舍弃北京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历尽艰辛，一路跋涉，分几路相继赶赴湖南长沙，而后又转移到昆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们听从召唤，抛妻别子来到偏远的云南，十几位教授同居一室，互相无偿的借阅自己的书稿，冒着敌机的无数次轰炸，泰然自若地为学生讲课。他们的敬业精神也感染着无数学子，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昆明，在草房子里住宿，洋铁皮屋顶的教室里上课，努力学习之余还时刻关注着抗日前线的战事。
张曼菱作为北大的一员，又是云南人，毅然承担起整理西南联大的艰巨任务。在她的努力下，我们才能透过一些曾经的联大学子和联大教授的后辈，去感悟曾经的那段时光，那所特殊的大学——为我们中华民族保留下希望的种子，为我们后来的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卓越的人才。
任继愈，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西南联大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作为西南联大坚守昆明9年的亲历者，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一幕幕，他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有识之士对于中国教育的坚守和努力，正是他和一些学者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感悟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的魅力及影响。
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校长，在八年中付出的努力，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他倡导教授“对内治校”“对外议政”，民主办学让西南大学的教授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尽最大能力去影响、带动学生。 作者采访梅贻琦校长的儿子梅祖彦（北京大学教授），他反复强调：抗战前的清华、北大、南开，以及战时的西南联大，从校长、教务长到秘书、训导长，以及各系的系主任、图书馆馆长，都是一个人，没有副职，而且他们都承担着基础课的教学任务，甚至到附近的中学兼职，为云南的文化普及和传承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西南联大的校友王汉斌认为，联大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比现在的大学合理，因为当年校长就是聘教授，行政的秘书长，现在我们的学校被校长管得一塌糊涂，首先不赞成，赞成的是校长应该管教学，校长不应该管行政。当时的西南联大汇聚了国内最好的人才，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也是觉得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很丰富的一个原因。
西南联大的教授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能够克服困难，承担起为国育英才的重任，用他们的思想、行动影响了大批爱国学子，闻一多先生为了自由民主血染家门口，朱自清教授不为三斗米折腰低头，陈寅恪虽失明仍坚守讲台，叶公超坚守香港接应来昆明学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职责和担当？什么是面对艰难，积极乐观？正如梅贻琦校长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在特殊时期荟聚了三所大学的教授，还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教授，可谓是人才济济，大师云集。
九年坚守，西南联大共有注册学生8000余人，而从西南联大顺利毕业的20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及台湾地区各行各业的脊梁。比如邓稼先、屠守锷、赵九章（两弹一星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征镒（植物学家），朱光亚、费孝通、彭佩云……台湾地区的孔令晟（蒋介石的侍卫长）、殷光海（著名哲学家）等。
教育家蔡元培说：“学生如不爱国，是教育的最大失败。”从长沙到昆明，九年之中，西南联大学生有三次从军抗日的热潮，全校先后有1100多名学生参加抗战，其中有牺牲的。联大学生前后8000人，参军人数占11%。对于联大学子，战争是一次思想的炼狱，战争催化了他们的思考，积淀和提升了他们的家国情怀。这些当年从军的优秀学子被长期分割在两岸，到今天却有一种殊途同归的倾向，反对民族分裂，渴望人性尊严、民主进步与人类和平。
众多学子的回忆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青年学子的担当与责任，还有对祖国的一颗诚挚爱国心。孔令晟学长，蒋介石的侍卫长，却在面对我的拜访时说：“我们中国—不是台湾，对整个中华民族、对世界是有很大影响的。”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会长柴之棣先生，这位梅校长中意的高足子弟。他曾经参加当年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在战时的祖国大地步行三千里。当年他从军，就是由梅亲自引荐的。
一位位人物的访谈记录，一次次真情的交流，让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西南联大、对于那段特殊的岁月，对于这所特殊的大学的深深怀念，也让我们深入了解那段渐渐远去的历史，内心里对那些大师们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审视现实，更觉中国大学的使命与担当则任重而道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培养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有爱国热情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