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前，父亲告诉我，母亲的腿疼已经加重，服用止疼药已经不起作用。我和父亲合计了一下，正月初六，带着母亲来到了医院。接着是挂号，检查，等待安排手术的时间。 母亲已经七十二岁，多年前，她的左腿就开始疼痛。我一直认为是她辛劳过度造成的。 母亲很小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就去世了。几年后，她的大哥——我那从来没有见过的大舅在东北谋生，突然下落不明，就此没有了音信。于是，尚未成年的她便过早地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成年后，母亲嫁给了父亲。父亲那时当着民办教师，他兄弟五个，一大家子十余口人，全在一口锅里吃饭，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那些年月，女人不但要和男人一样下地种田，还要做繁重的家务。而我的母亲，她更加劳累，因为在妯娌中，她是大嫂。 随着我们这一代陆续降生，家里的人口多了。父亲和母亲，连同我和姐姐，一家人四口人便首先被分了出去。刚分家时，我家只有三间瓦房，家徒四壁。母亲更加努力，没日没夜地扑在农田里。街坊邻居们常说，母亲下地最早，收工却是最晚的。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总能看见她和我的父亲趁着月色在田里劳作的身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姐姐先后初中毕业，陆续到外地上学，家里的负担陡然增加了许多。那几年，我们的村里开始有人种大棚韭菜，这些菜到冬天临近春节时才产出，价钱要比时令的贵很多。于是，家里又种上大棚韭菜。 这时，我的父亲已成为公办教师，他工作的学校在离家十几里地的一个村子上，父亲几乎帮不上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年近五旬，但她仍旧像年轻人一样在菜棚里干活。 大棚韭菜总在临近春节时才产出，一进腊月，村里就会特别忙碌。倘若谁家的韭菜被外来的商贩订下，左邻右舍便会互相约定，去帮忙铲菜。大棚里的韭菜，最难铲的便是菜棚边沿的地方——那里最是低矮，需要铲菜的人蹲下，甚至要跪在湿漉漉的地里才能把韭菜铲下来。我的母亲，往往跪在菜棚的边沿处，一点点地往前挪着铲韭菜。我想，母亲的腿病便是那时开始有了。 毕业后参加工作，我在城里安下家，接着结婚，生子，渐渐稳定。我多次想让母亲跟我住在城里，她总说要靠家里的两个菜棚补贴家用，说我一个教师的工资还不够自己小家的开销。但我终究想方设法把母亲带到了城里，把她和父亲安置了下来。于母亲而言，她是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视若生命的菜棚。 母亲来到了城里，仍旧不能歇息，她要帮我带三岁的小女儿。虽然有父亲一起照看，但她的辛劳却未减分毫。多年的积劳成疾，使得她的腿愈来愈弯曲了。有多少次，她是在用身体拖着两条腿慢慢地挪动。坐下来的时候，她时常抚着自己的腿，偶尔发出“嘶嘶”的吸气的声音。但要让她去医院看病，却又百般地拒绝。 现在，她的腿是到了非去医院不可的地步了。 母亲做手术的那天是正月初八的晚上，手术室冰冷的铁门，隔断了我的视线。对面墙上，挂钟无言，秒针悄无声息地转了一圈又一圈。我的母亲，她正躺在手术室里，手术室的床是不是凉了她的身体，她的腿病是否和医生预期的一样，麻醉的药是不是能够完全遏制手术刀划开肌肤的疼痛…… 一个小时后，手术室的门开了。母亲躺在窄窄的护理床上，紧闭双眼，仿佛没有知觉。我小心翼翼地推着床，向病房走去，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为了母亲的病痛，为了我心中的愧疚。 季羡林先生在《赋得永久的悔》中写道，他幼年时就外出求学,直到母亲去世，他也只回过两次家。第二次回家，等待他的，已是母亲的棺材，他永远见不到慈爱的母亲了。先生说，他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一篇文章，3000余字，汇成了泪水的汪洋。 如今，我的母亲满头白发，愈加苍老，而我，她唯一的儿子，却从未守在她身边，在她生病时，为她倒一杯水；在她吃饭时，为她夹一口菜…… 即使现在，母亲躺在病床上，我因着工作的原因，仍旧不能长久地在她的身边，侍奉她，以我微薄的孝心稍稍减轻她的疼痛，帮她恢复健康的身体。 我的心忽然痛起来…… ——又岂止是痛，还有正在生成的，不可弥补的，势必成为永久的悔。 愿母亲的腿病早早好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