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生活刮光所有浪漫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吴瑶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岩石一样 轰地 炸裂一地”以上几行诗句来自2019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炸裂志》。正如诗集名，阅读时你仿佛能嗅闻到矿洞爆破的烟尘味，而这部诗集也仿佛一根导爆管，在当年以及随后一段时期，引燃了国内诗歌以及文学界的一块评论场。
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诗集的作者陈年喜，在2015年就曾因一部描绘工人诗歌书写的电影《我的诗篇》而受到关注。在《炸裂志》某种程度的畅销过程中，除了对陈年喜诗作本身的讨论外，围绕着他职业身份的凝视与评价也不少。我们可以在相关新闻特稿、书封宣传以及一些节目的视觉设定里，看到一个与“矿工”“劳动者”“底层”等名词强绑定的诗人形象。诗人身份从属于某种职业的这类现象并不鲜见，“打工诗人”“底层作家”等粗暴的文学归类，也常见于评述类文章，两个词语共同拼凑出一个身份标签的形容搭配，从来不止于此。但吊诡的是，像“学霸运动员”“知识分子脱口秀”这样的标签往往会成为某类人群心向往之的一种网络审美趣味，但“打工诗人”“底层作家”这样词语在形成之初就仿佛被造词者铺洒了一层隐形的暗戳戳的轻视刻奇感。更惭愧的是，虽然自己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叫法，但是为了一点可怜的潜在观客注意力，有时尽管使用了一个引号来试图掩盖一点发虚的羞愧，但这样冒昧的词语使用明显还是多了一次。
我曾在书评网站上看到过不少对陈年喜诗歌的质疑，质疑的角度也大多围绕着他的职业属性：“都是工人味”“身份大于诗歌”“话题大于内容”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句“可能是因为我没做过劳动人民，又太年轻吧，还没有失去太多，因此没有那么能共情。”相信许多人看到这样的评论，在极度想去对此辩驳的情绪产生之前，在嘴角或眉间涌动出接近于愠怒的颤抖之前，也许在心底的幽暗角落又会对能说出这样评论的网友产生出一种难言的“羡慕”之情。如果有选择的话，大概没有人会愿意去主动地与沉重的劳动接壤，与扰人的苦难接近。但就像陈年喜、郑小琼、邬霞、许立志等书写者，所代表的那个庞大劳动者群体，又或是那些曾被冠以“未来主人翁”实则深深困囿于城市出租房之中的青年人所要面对的那样，总有那么多的“不得不”：不得不将自己仅有的生产资料投入到糊口的重复劳作，不得不用那些戏谑化的自嘲滥词来包裹并定义眼前这一地鸡毛的生活。可作为陈年喜、郑小琼这些诗人的读者，面对那些所见的质疑，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大声疾呼又左右奔跑
尽管一些自辩的表达欲望仍存，但总是难以找到有力的措辞去进行回应。直到前几天的深夜，看到北师大学者张清华的一段论述，才仿佛在一片语词的暗海里，找到了那座终于可以安心停泊的岛礁。“尽管我一直认为诗歌只与心灵有关而与职业无关，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职业却连着命运，而命运正是诗歌的母体。历史上一切不朽和感人的写作，都与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的时代尤其如此。当我们读到了太多无聊而充满自恋的，为‘中产阶层趣味’所复制出来的分行文字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可以说，当我读到这段发表于2005年《文艺争鸣》当中的学术文字时，几乎被感动地掉了一床的鸡皮疙瘩，那些如常的属于loser的寂寒夜晚也好像不再那么孤单了。
也许是因为个人极度有限的见识和非常狭隘的文化审美观，自己从来都无法对中产趣味的文字和影像产生真正的亲近与认同。关于此点，在张清华老师的文章中我也看到了一个相关的解释“之所以强烈地反对我们时代的写作中的中产阶层趣味，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的虚伪性。我当然不否认即使是‘中产阶层趣味’下的生活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现实’，但如果在一个依然充满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时代，滥用写作者的权力去表现其所谓的后现代图景，就是一种舆论的欺骗。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谁能够倾听和反映他们的声音？”
劳动者是艺术的源泉
关于最后这一问句，所幸的是，在我们的文学史当中从来都不缺乏书写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做到了反映普通人物的现实境况，令某些苦难和沉重被看见、被呈现，但究竟是否做到了如实的、精准的呈现，这点却是存疑的。毕竟名家学者在温和的书斋中书写苦难，总是难以避免在一种文艺创作者的审美立场下彰显自己知识分子式的道德主张，且始终带有一层启蒙色彩的光晕，在他们的文字潜台词中，书写者仿佛永远是高于被写者的。
但以陈年喜、余秀华为代表的的写作者，他们的书写是在生活的现场写，是贴近真实的泥土、工卡、机床、钢筋、矿山、爆散的硝烟写就的，这样的诗歌无疑是贴地的，天生具有与生活的默契，让人能从中听见真切的现实摩擦声。在《奔跑的孩子》里，陈年喜写“起风了，秋风钻入脚手架上，劳动者裸露的脖子，这情景恰如安息者为奔波者系上花边的围巾”；在《爱人》里，他写“你看门前的秦岭又瘦了，一条隧道把生死从这头搬运到那头，一阵风把秋天从山顶搬运到山底”；在《炸裂志》中，他写“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2020年6月，在陈年喜一次诗歌直播活动当中，作家远子曾有过以下一段发言“其实我在其他底层写作的诗人，如郑小琼、余秀华那里也发现了这一点，就是他们的阅读面都很广，可能比许多豆瓣上的文艺青年都要广，很多文艺青年其实更爱看综艺，只是他们嘴上不愿意承认。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文学是需要参与文明的，而最常见的参与方式就是致敬、引用、互文。所以，以陈年喜老师为代表的的这些诗人，想要写的是真正的诗歌而不仅仅是打工诗歌，他们用这些诗表达了他们超越现实的努力，他们拒绝成为外省人和多余人，他们想要同古人和贤者对话，他们渴望参与文明，也有能力参与文明。”而对于“底层”是否需要诗歌，是否需要文学这个设问，远子的发言更是做出了坚定的回答“我们底层是需要文学的，甚至比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更需要文学，文学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是必需品而不是装饰物，而诗歌是可以带来救赎的。”
以我之身躯为阶梯、樊篱凝聚
在这个绝对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始终踩不中命运节拍的时代，在问答网站上常常悬置着“家里人非要逼我进厂打工怎么办？”“工资明明已经开到五千，运维为什么那么难招？”的时代，诗歌、文学的现实力量，可能已然式微。但我们依然能看到一些人不介怀于时代的浪潮或深或浅，不纠缠于命运的季风朝南朝北，他们将文学视为撑持人生的精神信仰，把诗歌当作照亮幽深生活隧道的灵魂微光。
总要有人捡起地上的螺丝，这废弃的生活才不至于生锈。诗歌是什么？是人类对美好远方的憧憬与眺望，是主观情思与外界环境的共振。它能体现一个人内心所期望设想的万千美好，能反映社会现实与内心的矛盾冲突，它是自然，是随心所欲，不因阶级差异而异化了诗歌。说白了诗歌是内心的阐释，每个人都可以是诗歌的载体，无论生命，无论本质，都是一种表达欲的体现，而当你这种表达欲被阶级与政治包裹染化那就失去了诗歌的本味，变成了人类洞窟里的狭隘体现。当然，不同阶级写的诗歌也有分差，不能把这种分差认作是被狭隘的政治与阶级包裹的体现，只能说是现实环境的差异所导致的必然，需要甄别。
捶打沉默，切割困惑，流失愤怒，收回不安。回到最初那个“刺耳”的问题：“底层”需要诗歌吗？当然需要，而且需要的从来都不只是诗歌。铿当复铿当，工人有力量，东方出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