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珍|我要做个“摆渡人”

2020春节，祥和的气氛里总是隐藏着丝丝不安和焦虑。

每天的主要精力都在关注疫情人数的增长、死亡，各类抗疫的新闻、评论。每每听到全国人民对武汉的各式驰援，就莫名的流泪，十万斤大葱，五万只口罩，三百盒外卖，六十间客房，五十元捐款，医护人员的舍身，方仓医院的投建……流泪的缘由－－驰援的人员、物资，无论数量多少，都是一束光，给武汉、给抗击疫情、给我，给所有人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光明，觉得人间值得！

疫情开始全国蔓延，也波及到了我们所住的小区。人心惶惶，出行受阻，生活不便，父母那边还没有口罩，市面上又脱销，心里总是放不下，担心不会运用网络的他们该如何度过这煎熬的疫情期。居家的我每天面对的都是熟悉再熟悉不过的家具和孩子，仿佛身体被一张网缠绕着，呼吸困难。

年初六，早晨刚要下床，脑子一阵眩晕，我赶紧重新躺下，认为刚才是起猛了，过一会儿再慢慢起一次，结果再起的这次晕的更重，感觉我和床一起在旋转。我重新躺下，眼睛都不敢睁，因为望着天花板感觉旋转地更厉害。我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新冠！我得上了新冠！于是不停的回想这几天是不是某某上午去超市、选某某商品、或排队交款时和某某咳嗽的人近距离的接触了，心里不停地自责自己为什么不小心些。紧接着体温上升，开始发烧，想去医院又怕交叉感染，心存侥幸万一不是呢？

孩子就要高考了，无论如何不能殃及他，于是挺着力气嘱咐他不要靠近我，要严格按照新冠防疫要求做好隔离工作。可嘱咐未能生效，胆子不大的孩子只是平淡地说“妈，没事的，你不会得上的，有啥需要做的就喊我！”。于是，端水，端饭，两个小时的量体温、看度数，孩子都亲力亲为，学习空闲，到我旁边问问怎么样了，好点了吗？回想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皮肤过敏，他说怕传染不靠近我，现在居然床前床后的为我服务，让我由衷感动他的成熟，孩子仿佛一束光，给了我快点好起来的力量。

本来想，躺一天病情会减轻，可晚上高烧没退，我更加害怕，赶紧微信了医生朋友，把我的情况说给她，问她们医院是否开诊，尽管她是牙科大夫，不过还是帮我分析了病情，让我别紧张，休息一天也许就没事了。可我放松不下来，新冠的字眼一次次萦绕在脑子里，心里不停地祈祷千万别是，千万不能影响孩子。

年初七。清早，我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也晕，但没有昨日那么厉害，心里略有轻松。试着慢慢下床，未果。孩子起来后，第一时间跑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喝不喝水？又给我量了体温，虽说降了可还是低烧。我找出市二医院防疫办公室电话，一位女医生刚接通电话，我就焦急地一股脑把病情倾诉给她，仿佛她就是神医，听病包治。女医生边听边问我是否去过外地及身体症状，然后和我说，不像是新冠，你注意休息，多喝水，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先观察几天再说。几句温柔的话语多多少少减轻了我心里负担。

傍晚，勉强能下床了。为小心起见，我再一次拨打了市防疫疾控中心电话。隔着电话能感到医务人员就守在电话旁，等待接听民众的问询。男医生仔细听完我的描述和怕对孩子的影响，详细问了我的行程和这两天的反应，果断地安慰我“妹妹，没事的，你的症状完全不符合新冠，可能就是太紧张，只要你没去过外地，肯定不会得上，你啥也别想，该干啥干啥。”然后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男医生斩钉截铁的回答像一道强心剂让我如释重负。

在这非常时期，与医生们隔空连线，面未谋，声入心。他们温柔、刚劲、及时的解答透着对疫情的担当，对民众的负责、关心，仿佛一束光，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

年初十，复工复产。父母那头我找到一个固定的商家定期为他们送生活用品，母亲总是打电话表扬商家的周到、细致。无论前几天是虚惊一场，还是杞人忧天，我都有点“劫后余生、失而复得”“柳暗花明”的感觉。南怀瑾说“人生遭逢的所有困难，都会是修行的道场”。仅仅两天的经历让我对生命、亲情、责任有了新的思考－－我们总会与病痛相遇，所以应该好好与自己的身体相处；我们应该乐观地接受一切发生的事情，淡定地过好每一天，感受生命每一刻的美好；我们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呵护自己，呵护亲人；我们要有担当之举，做别人困难时被需要的那个人，这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

带着疫情的经历和新的思考，我更加珍惜工作、生活。每天元气满满，干好本职工作之余主动承担临时性、阶段性的工作，协调各项事务，让队伍形成“一盘棋”，积极为节能增效建言献策，把自己真正当成企业的主人与企业同担当，无论哪位员工遇到困难，我都会第一个冲上去帮助。

没有硝烟的疫情中，孩子、朋友、疾控中心的医生、诚信的商家貌似没有给我太多，但好像又给了我所有。他们就是一束温暖的光，指引我要做一个“摆渡人”。